因工作壓力大而自殺,是否屬於職業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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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否定構成職業災害:工作長期過高之加班時數,無從認定職業災害之因果關係

故雖本院認定王x鈞於自殺前1個月之加班時間為 應0,自殺前2-6個月,每月加班時間為3.3小時。而即便 成大醫院以遠超過本院認定事實之加班時數評估結果,亦 認定王x鈞之自殺與工作間並無因果關係。況鑑定報告亦 認為造成自殺的原因不只一個,多半是多種因素交互作用 產生的結果,可能原因尚包括個人的特質,人格及情緒處 理之方式較不成熟,環境適應能力及問題解決能力較弱, 家庭、學校、人際關係或生活上有重大變化均可能導致自 殺,非單純可歸咎單一原因事件。而綜觀上訴人所提出之 證據均無法舉證證明王x鈞之自殺與被上訴人給予之工作 環境、內容、負荷有相當因果關係,其主張此為職業災害 等情,尚無可採。(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 101 年度上字第 119 號民事判決)

二、肯定構成職業災害:已經診斷為憂鬱等症狀,同期員工亦有自殺案例,工作與後續自殺有因果關係

陳x君於101 年1 月30日,曾至台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就診,當時陳x君已經罹患憂鬱症及泛性焦慮症,此有台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彙總處方箋...⑵陳x君於101 年2 月7 日在家燒炭自殺身亡後,經台北市立萬芳醫院於102 年10月31日出具診斷書,認陳x君係因職場工作適應不良、憂鬱症、泛性焦慮症導致自殺身故...⑶台灣基層護理產業工會常務理事及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專員綜合各項資料調查分析結果,亦認為陳x君勞工為職場壓力所致而自殺...⑷...前與陳x君同期到嘉義基督教醫院急診室擔任急診室助理的吳x珊護士,在急診工作後兩週,燒碳自殺死亡...而陳x君於100 年8 月1 日至10月17日,至嘉義基督教醫院手術室擔任護理師,於100 年10月14日亦發生自殘之情形...又陳x君於101 年1 月間再至被告醫院急診室擔任護佐(助理員),即於101 年2 月7 日在家燒炭自殺身亡。顯見不論是在嘉義基督教醫院擔任護理師,或在急診室,工作人員均承受相當大的壓力。因此,本件應可認定陳x君係因職場的工作壓力太大,適應不良,產生憂鬱症、泛性焦慮症,導致自殺身亡。⑸綜合上述,本件勞工陳x君的死亡,與勞工陳x君所擔任之工作之間具有密接關係,應認定係屬於職業災害(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103 年度勞訴字第 3 號民事判決)

三、是否構成職業災害:因果關係之判斷,應較為寬鬆,已達保障勞動生存權之立法目的

又從職業災害補償之本質觀察,其非如民法上損害賠償以損失填補為目的,係由勞動者生存權保障出發;換言之,由職災補償無過失責任之特質而論,職災補償保險給付目的,非在尋找加害人令其承擔責任,而係在職災發生時提供勞動者或其家屬生活保障為主要目的,因此工作壓力罹患精神疾病而自殺,其因果關係之判斷應較寬鬆,以符合上開立法目的。就此,被告引用醫理見解所稱「王君工作能力強,自我要求高」、「個案並沒有具體的工作壓力事件」、「公司對其看重,並一直升遷,高階主管自然負責較重」等語,在認定職業病評價上之意義為何?倘以此影響評量之結果是否妥適?基於前述思考,仍有諸多情狀有待查明審酌,進一步判斷是否屬職業病,被告所為原處分逕為駁回原告有關職災死亡給付之申請,自嫌速斷,於法尚有未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8 年度訴字第 10 號判決)

職災補償、侵權賠償,兩者可以一起請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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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該項職業災害補償,係雇主為履行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 項第2 款所定職業災害薪資補償之義務,與上訴人因侵權行為而對被上訴人所負之損害賠償之義務,並非出於同一原因;且職業災害補償制度採無過失責任主義,旨在保護受僱人,而非為減輕職業災害事故加害人之責任所設,是被上訴人對於上訴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自不因受領職業災害補償而喪失,亦不生損益相抵之問題(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上易字第1207號判決參照)。則上訴人仍持前揭主張,以為減免責任之依據,與法未合,並不足採。(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3 年度簡上字第 284 號民事判決)

被上訴人雖另抗辯上訴人已領取職業災害補償,工作損失已被填補,不得重複請求賠償云云。惟查該職業災害補償,係履行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所定職業災害薪資補償義務,此與上訴人因侵權行為而對被上訴人所負之損害賠償義務,並非出於同一原因,職業災害補償制度採無過失責任主義 ,旨在保護受僱人,非為減輕職業災害事故加害人之責任 ,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殊不因受領職業災害補償而喪失,不生損益相抵問題,被上訴人該抗辯,洵非可採。(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上易字第1207號判決)

未核備的工作規則,能用於解僱員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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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者,其就應遵守之紀律、考勤、請假、獎懲及升遷等事項,應訂立工作規則,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並公開揭示之,有勞動基準法第70條可資參照。上訴人主張台塑出入廠管理規則亦為其管理規則部分,即應提出其本身已依法定程序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並公開揭示之資料,而非須外求向台塑企業總管理處函調該規則用以證明亦適用於上訴人(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判字第 508 號判決)

拒絕調職而終止契約,可以請求資遣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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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工作場所及應從事之工作有關事項應於勞動契約中由勞資雙方自行約定,故雇主調整勞工之工作內容(含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及工作態樣等),為資方基於業務需要及管理人事上之應有權限,本應由勞資雙方自行考量而為決定,惟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之需要,調整勞工之職務,在所難免,如要求雇主行使調職命令權,均須得到每個勞工之同意,將妨礙企業之存續發展、雇主之人力運用,進而影響全體勞工之職業利益,因此法院就勞資雙方間之此項爭議,自得基於法律規定上開原則為斟酌判斷資方就調整權之行使是否適當。又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自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所可能產生生活上不利益之程度,綜合考量。勞工調職就個別家庭之日常生活通常在某程度受有不利益,但該不利益如依一般通念未逾勞工可忍受之程度範圍內,則非權利濫用(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14 年度勞訴字第 66 號民事判決)

可知原告受僱於被告時,兩造就原告之工作地點、工作職務、職稱之調整,有接受被告指揮及調整之合意。又細觀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並不以與勞工溝通協商或提出書面說明調職原因為合法要件,系爭勞動契約既已有上開合意,則原告主張被告僅以口頭通知原告調動,並未提出書面說明調職原因,亦未就新職務內容、工作環境、職務性質、與原職之關聯性、是否屬經營必要與原告進行溝通協商,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云云,自無可採(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14 年度勞訴字第 66 號民事判決)

遺產分割、剩餘財產分配,能一起處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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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反請求,觀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2項規定自明。家事事件法為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為達統合處理家事紛爭之立法目的,上開規定自應優先於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2項、第259 條規定而適用。故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就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之家事事件,當事人得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且反請求之被告並不以本訴之原告或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為限。(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1802 號民事判決)

李春梅本訴以李献章、李献銘、李献堂、楊李春米、吳李春玉、陳李春寶及李陳秀鳳為被告,請求分割李溣遺產,李陳秀鳳依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反請求李春梅及李献章、李献銘、李献堂、楊李春米、吳李春玉、陳李春寶於繼承李溣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差額892萬4,556元本息,二者之基礎事實難謂不相牽連,且審判資料亦具共通性,自非不應准許。原審准許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反請求,於法並無不合(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1802 號民事判決)